文章|亨克的孤独
编辑|亨克的孤独
这一时期，新时代的工农形象纷纷亮相大银幕，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便是以东北铁路工人为银幕主体，表现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对于新中国主流阶级的歌颂赞美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塑造的主要人物经过历练成长，革新自我思想最终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考察这一时期的电影内容不难勾勒出电影叙事、情节铺陈、人物刻画的大致框架，而人物塑造又是重中之重。
195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在进行技术鉴定和艺术鉴定时，将人物的性格变化作为鉴定的内容之一，认为“人物性格的刻画不够深刻，有些转变人物转变的太突然。”195这一鉴定结果得到文教厅的认可，这也说明了在电影创作中，塑造典型的新人形象是影片创作必须考虑的一部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也就意味着电影以刻画真实的工农兵形象、讲述动人的工农兵故事为主要的创作导向。
不仅如此，画面拍摄的视觉美感也成为影片创作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关于技术问题，要求超过国际水平，过去那种‘灰白片’（即黑白不清），‘月不明’‘构图不美’‘画面虚’的问题要坚决改正，要知道，影片最后总要通过技术才和观众见面的。”
对电影创作提出的诸多有益观点围绕电影观众的主体身份进行考虑，要求在创作中一方面以工农兵角色为主要的银幕形象进行塑造（工农兵观影群体占据了“十七年”时期电影观众的三分之二），另一方面，在后期视频审查过程中，强调影片的审美属性，追求高质量的影片视觉效果，将电影观众的观影体验作为电影创作者思考的要素，电影观众的“期待视野”成为创作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电影观众与电影之间的互动依然是有限的、停留在表面的。这种互动在形式上贯穿于电影创作、电影放映、电影评价整个流程，但其实电影观众对影片创作的影响微乎其微。参与电影放映的也只是作为兼职电影服务员的部分电影观众，只有电影评价这一反馈环节，为大多数的电影观众提供发声的机会，但是这些声音也并非都能传播开来，经过筛选的电影评论作为引导电影观众思想倾向的载体，对电影创作产生积极、正向意义的可能性甚为微弱。
在电影创作环节，五十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制作卫星影片的口号，为保证卫星片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电影剧本创作的环节。这种参与并非人民群众直接写作剧本，然后将剧本转换为影片，而是针对小部分专家创作的文学剧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暂不论意见的可行性，群众提出意见被专家接收，这一过程就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这一模棱两可的行为举措中，电影观众还不具备影响电影剧本的非凡能力。
不可否认，群众参与剧本创作确实将创作者的部分职能交由人民大众。但是电影剧本的创作仍然没有脱离文学艺术的范畴，要求有文学写作的基本素养，这在无形中划定了群众与艺术创作者的界限。然而在大放卫星期间，提出电影观众参与电影剧本创作，看似将电影观众置于创作的重要位置，而实际上这种参与仅仅停留在对专业的电影剧本创作提出意见，能被拍摄成完整影片的大众创作的剧本寥寥无几。
“劳动人民是文化艺术的真正的创造者，”理解为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文化来源的基础相较于理解为劳动人民参与文化创造更为恰当。
在放映环节，尤其是放映队的放映过程中，由于队员少，观影人数多，不可避免的出现现场秩序混乱的状况，电影服务员应运而生，成为联结电影观众与电影放映员的纽带。相对而言，农村电影放映队的电影服务员组织较为松散，成员并不固定，在部分特殊情况下，当地的民兵组织也可作为临时的电影服务员参与其中；而工会系统内的电影服务员通常以电影服务小组的形式出现，小组成员根据是否喜爱电影、是否是生产上的积极分子等条件进行人员筛选，最终确立相对固定的电影服务小组协助电影放映，撰写电影评论。
“十七年”时期，电影放映事业蓬勃发展，观众数量激增。在城市地区，电影院组织成立兼职电影服务员，维护秩序。对农村流动放映队而言，兼职的电影工作人员承担着联系当地群众的重要责任。在工会放映系统中，电影服务小组以身份的优势参与电影放映的进程，但却很难说会对电影放映活动形成某种实质的影响，这一部分人毕竟只是少数派。
评论电影是这一时期电影观众对电影活动参与最广泛的方式。评论电影的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规模化、组织特征明显的电影评论小组和电影业余服务员，第二类是组织性较弱，但是参与群体不受限制的大众影评人。
发表评价的渠道也有两种，一是时效性较强的现场影评，二是座谈会议形式的电影评价交流。这一时期的电影放映活动与影片宣传解释活动并行，在放映前，放映员与当地的干部人员商议影片宣传的侧重点与导向问题，因此在预先设定的关于电影内容的宣传方向的指引下，观众在放映电影结束后发表的电影评价与放映前的宣传重点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全民评论电影虽然形成了电影观众对电影活动的大规模参与，但由于在预先的宣传导向下，对电影的评论也基本围绕映前宣传内容展开讨论。这一过程中，对多数电影观众而言，抒发感想，进行思想路线的再确认大于对电影文本的探讨。
“十七年”时期，群众在文化大普及的背景下参与文艺创作，“广大工农兵群众开始创作文化艺术，他们在文化上真正开始翻了身，并且从工农中涌现出大批新型的文化艺术骨干分子。”具体到电影艺术这一门类，群众以创作者的身份进行电影剧本的写作。在文艺事业坚持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电影艺术的创作者与受众的界限开始稍显模糊，电影观众成为电影创作者学习和表现的对象，“应善于向工农兵学习，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并把群众的智慧和创造集中起来，加以提高。”
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发生在1958年-1960年实现工农业高指标发展的群众运动时期。1958年为迎接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陕西省文化局提出在电影制片方面，要争取制作三颗艺术片卫星（剧本内容思想能体现党的领导，及马列主义在群众身上的具体作用，剧本水平能突破原厂的水平，就可以是卫星。）其中一部达到国际水平。
制作卫星艺术片的关键是剧本的创作问题，“我们考虑到现在单靠西安制片厂的少数专家解决剧本问题，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保证，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各方面，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组织群众创作，我们相信只要广泛发动群众，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足以反映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事业大跃进的，思想内容较好的剧本来。”
通过文化艺术的形式介绍我国在建国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所取得的建设成果成为文化事业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电影事业急需优质的电影剧本来保证创作卫星电影，发动群众的力量解决剧本问题这一设想被提上日程后付诸实践，电影观众获得了参与电影创作环节的宝贵机会。
西安电影制片厂为提高影片质量，完成年度创作计划，同时响应群众参与文艺事业的号召，提出“不断吸收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和有才华的电影剧作者，参加剧本创作工作，积极帮助他们学习电影创作知识，以壮大编剧队伍。”
非该专业的电影观众对电影剧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作家、编剧完成的电影剧本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或进行补充，以群众的创作丰富专家的创作。“为了保证各单位都能写出质量较高的电影剧本，我们希望各地区各单位也采取群众路线，按照三结合的办法组织创作，即党委筛选选定题材、专人写、群众提意见讨论修改，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质量较高的剧本。”
电影剧本的创作主力依旧是相对专业的文字工作者，而群众只是作为辅助力量参与其中。关注群众对剧本创作的意见反馈，一方面是电影事业贯彻群众路线的举措；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电影事业单位试图给予电影观众更多的参与机会的努力。同时也是活跃文化事业的重要方法，“群众的创作和文化活动又推动了专业作家和专业团体的创作和活动。这样，整个文化工作（包括出版、电影、戏剧、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各项工作在内）就都活跃了起来。”
在观影活动中，为保证电影的如期放映和较为安静的观影环境，群众通常会辅助放映员进行售票、组织观众进场、维护场内秩序等活动。放映员作为放映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往往无法兼顾全部，因此诞生了一些业余的兼职电影服务员。
“电影业余服务员是电影队和群众联系的纽带。”随着放映活动的不断深入与推进，电影服务员的规模也逐渐发展壮大，1958年在制定五年计划时提出“今年都建立电影业务服务员”为放映电影服务，他们的存在“使电影生长在群众之中，为群众更加喜爱。”兼职服务员在放映队到达放映点之前，提前与放映队联系沟通，协助放映队做好宣传与组织群众的工作。
在农村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县镇村庄，当地的民兵组织、学校、地方党政府等基层组织单位也加入到电影放映的行列，与电影放映员共同工作，作为临时员工，参与电影放映。他们通常可以免费观看电影作为劳动报酬，部分地区的民兵组织也可以得到金钱作为酬劳，“在渭南县十区小什村演出时，十区武装部派专人来叫该队给民兵付钱，并说：中央规定，没有代价不能动员民兵，结果该队即按照规定的钱数每人各付三千四百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