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随着网络媒体覆盖面几何级数的增长和电影创作的逐步繁荣，电影评论透露出复苏的可贵信息。遗憾的是，由于少部分影评的话语失范，影评的公信力普遍下降。因此，纠正失范的评论话语，恢复影评与电影发展相适应的声誉，成为目前影评界的重要事项。
《谢晋电影十思》（以下简称《十思》）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钟惦棐先生作为老一代电影理论家的批评思想，是谢晋电影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也是钟惦棐先生的影评中具有范本意义的代表作。在纪念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特殊时刻，以此文为镜，照一照影评中的歪嘴，既是对当下影评陋习的一次疗治，也是对钟先生的一次致敬。
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评论方法的失范
“近年来对英雄人物的争论，集中说明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都让位于权力，既由批判的武器让位于武器的批判”。
（《十思》）显然，“批判的武器让位于武器的批判”是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移用，意在批评建国后文艺批评中用武器的批判取代批判的武器的错误倾向，提倡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互不偏废的批评方法。
“文艺的现实主义，曾冠以‘社会主义’或‘革命’之名，并请来‘浪漫主义’相伴随。这表明主事者看出了现实事物的局限性，却不肯照它的本来面貌作文章，从而把认识引向深入，发人生之细微。”
（《十思》）新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武器多样化过程，也是对武器的批判的过程。《十思》自然也是经过了武器的批判的产物。失范的电影评论大多忽视了武器的批判。
新浪娱乐一篇对《疯狂的石头》的评论有言：厕所与性相关，它是人类潜意识里性宣泄的场所，在男厕里发现翡翠就是指男人物质化的**望；一群男人对这块翡翠的争夺，其实是男人为证明自己的物质化的性能力而展开的性战争；影片中的宝剑、弓箭、长棍马桶塞和大刀都暗喻男人的生殖器，是男人证明性能力的外在道具，而那个向下弯曲漏水的水龙头则隐喻男性性功能障碍。显而易见，这是套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得出的结论。弗洛伊德主义以非正常人推断正常人、以艺术形象诊治现实人格的做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该文生硬附会，把现实场景的辛酸看作性生活的变态场景，把广博的现实斗争概括成狭隘的性战争，显然是对影片题旨的曲解。
由于失去武器的批判，精神分析运用，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后殖民理论等的运用一样，由于这些理论文本来自于西方知识体系，连运用的理论框架、方法、概念都是真正“西方化”的，所以，这种“言必称希腊”式的对中国电影的批判，难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嫌疑；用西方话语从西方知识体系中夺回话语的霸权与阐释权，究竟是空想主义的迷梦；这类批评在争得本土话语霸权与阐释权之后，也没有说出什么令人满意的内容，对中国电影走出低谷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建设性作用。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批评晦涩难懂，造成了电影创作人员对影评的疏远，有的电影人甚至讥刺影评文字是施行火葬的骨灰盒时代的旧棺材。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影评人为解剖中国电影找寻武器，对蜂拥而入的西方文艺理论顶礼膜拜地搬用、套用，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在三十年之后，再没有武器的批判就说不过去了。
“谢晋不只是踩着三四十年代的脚印走过来的最后一人，也是当时一批青年导演中第一个接受新的电影观念的人。”“在同行列人中，他有超前性。”
（《十思》）这些结论，是在恰当的社会、历史语境内，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创作经历的整体比较之后得出的。在同类事物的差异比较中，只有处于相同、相近子集中的元素，才最有可比性，其比较结果才最能揭示对象的特性。在当时的条件下把谢晋取得的成就与同时代的导演相比，就比较恰当，而如果跟早期的蔡楚生，后起的贾樟柯或国外同时代的戈达尔等相较，则容易失去准头。
失范影评中不少得出“惊世骇世”结论的文章，所以走了极端，就是没有遵循同类可比的原则。
如《信息时报》一篇《老谋子穿上黄金甲后更堕落了》的影评写道：“老谋子的武侠电影永远不具备大师胡金铨作品的文化品格。他进行的不是艺术探索，而是迎合因素的捕捉，因而他摇摆、迂回、突袭并双管甚至三管齐下，因而他成不了执着的胡金铨或侯孝贤，倒像是穿着黄金甲的王晶。《黄金甲》叫好了，并不是老谋子进步了，而是他更彻底的堕落了。”
且不说张艺谋成功地在《英雄》中化用了书法、在《黄金甲》中穿织了中药，以这些文化因素推动影片的情节发展，显示了电影的民族风格，也不说张艺谋与胡金铨所处的体制相异，单看他们所在的时代，就少有文化趣味上的可比性。
在《黄金甲》的问题上，张艺谋应该与同一环境下的陈凯歌、冯小刚相比，这样，得出来的结果与老谋子堕落了相反。在国产大片发展历程中，虽然“四大一打”（大明星阵容、大场面、大风景、大三角恋加打斗厮杀）模式中隐含的问题不少，但在这种模式之内，相对于《英雄》和《十面埋伏》,《黄金甲》是张艺谋拍得最好的一部，他不是堕落了，而是进步了。
“对谢晋电影的讨论，虽指近十年，但根需在十年之前。”“艺术家及评论界对二十余年中恶的连锁反应还来不及认真思考，尤其是对50年代的文化遗产缺少认识。”（《十思》）这些体现了使用批判的武器的历史性原则。正是对谢晋作品的贯穿性研究，《十思》才能准确把握谢晋整个创作历程中的探索精神和超前意识，才会在肯定谢晋独特超前性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社会思想多年停滞而陷于半睡状态的不足。
如果对电影史缺乏了解，以对目前中国电影的初步了解作出轻率判断，则不免说错话。一篇关于电视电影的评论说：“实际上，中国很多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是流于肤浅，就是故作深沉，不是过度煽情，就是死板说教。尤其是影视作品，总是很难把握影像与话语的平衡，结果往往空洞、枯燥，没有生活内在的肌理和情趣，显得索然无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观影的热情。但是近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电视电影却在这点上做到了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收视狂潮。”
这里，小部分电视电影获得好评属实，但通过与其他影视作品的比较，说电视电影的好话则言过其实。单从电影来看，在近万部作品中留传下来的大多数都是优秀的，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还评出了百部经典，它们当然不是索然无味的；而真正看电影的狂潮，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至于电视电影收视情况，从统计数字看，2005年电视电影的最高收视率是影片《押上刑场》创下的3.55%，同年122部电视电影中收视率超过3%的仅有8部。而这些超过3%的收视率，与集万千臭骂于一身的《十面埋伏》相比，尚差一大截，因此，把电视电影初步取得观众缘看成收视狂潮，是缺乏依据的。
《人民日报》一篇评《云水谣》的文章，由于对电影史的疏远，无意中抹煞了电影的历史成绩：“《云水谣》是在宏大历史的背景上，表现个人命运的历史叙述。这是近年世界影坛历史题材创作的新趋势。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种关注个人命运，在宏大历史的背景上，实现个人命运跌宕，展示个人生死恋情的艺术处理，更是突破了以往叙事模式的一种创新。”不说欧美、苏联在五六十年代以个人爱情写民族兴亡的电影，如果该文作者没有忘记我国四十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恐怕他就不会发给《云水谣》创新的头衔。电影基础知识的缺陷，造成以讹传讹，后果不好收拾。
“十年浩劫，人人在骂，却忽视引入这出闹剧来的乃是一场中国式正剧。中国如没有一场把神还原为人的政治改革，则历时两千年的‘金缕玉衣’就会再次发出他随同入殓的臭味。”“所谓‘谢晋模式’，其中不少是文学原有的缺陷，拍成电影，自然包括导演自身的认同。”（《十思》）对电影的评论，其参照系包括电影本文之外的其他门类艺术形式，甚至社会政治情状。这是运用批判的武器的共时性原则。如果没有对谢晋所处社会环境的理性认知，《十思》就难以判断谢晋电影的社会功过：“为沉冤者申辩，这一点，无论用怎样富于力度的辞藻形容，都不为过。”
“《天云山传奇》片将一切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简单归咎于某些政策执行者的品质，实是一种隐藏在深情厚意中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对恶的不抵抗主义。”失范的影评一般是没有搜集材料就匆匆下笔。例如《外滩画报》一篇评《千里走单骑》的文章写道：“傩戏是云南特有的剧种，唱戏的人都带着一个面具，这是张艺谋电影里贯有的民族特色的东西。”这句话中有两个常识性错误。其一，中国傩戏达数十种，光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五种，并非云南特有剧种；其二，民俗内容不是张艺谋电影贯有的，在《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等影片中，他就没有特意掺合民俗风情。
如果说这两处知识性的错误对影评的影响可以忽略，下面一则来自《新闻午报》的评论则不可能对《疯狂的石头》的解读不产生误导：“该片明显的致命伤在于缺乏喜剧的文化品位，更近似一部由中、西方诸多笑料、段子杂凑堆砌而成的闹剧。所谓‘无厘头’搞笑，作为‘消费文化时代’大众时尚的一种需求，自是有其一定的市场生存空间的，但却不应任其无限度地膨胀。《石头》抢占暑期档，恰恰是以未成年、未更事的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这就更值得慎重衡量其得与失，有度或无度了。
因为，‘无厘头’搞笑，在‘质’的意义上是缺乏文化原创性的，其文化品位也是偏于低俗的，其叙事构成的要素主要是‘拼贴’和‘戏仿’，借戏仿来颠覆(打趣、调侃)经典或既有的作品，将无厘头用来逗乐，乐者虽也乐焉，然而，此种乐焉，往往变成了只可悦目而不可赏心的娱乐，亦可读作‘愚乐’。将娱乐局限在感官层面而与精神相剥离，这样，势必导致‘娱乐’的变味变质，变成只悦目而不赏心的‘愚乐’”。一般看法以为，《疯狂的石头》是2006年度中国电影的可贵收获，是对喜剧类型一次有益的开拓。
上文认为影片存在明显的致命伤，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喜剧最基础的效果是娱乐，缺少娱乐价值，才是喜剧的致命伤，而文化品位是对喜剧比较高的要求。如果把文化品位的缺失看成喜剧的致命伤，那么春节晚会的小品、郭德刚的相声，就不会受到趋之若鹜的欢迎了。其次，明明是不景气的国产喜剧电影的一株新苗，理当培植，上述论者却已经想到不能任其无限度膨胀了。
鉴于中国电影中喜剧一直不成大器的事实，从萌芽到膨胀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担心膨胀是对喜剧电影创作规律缺乏认识的杞人之忧。再者，论者对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也少有体察，所以只获得电影“无里头”搞笑的愚乐，而没有看到戏仿背后隐藏的泪光，拼贴之下沉重的同情，感官层面与人文精神的血肉相连。
化为人与化人：评论态度的失范
“人是要‘化’的，‘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建国后一条重要经验：一些志在‘化人’者，很少想到自己应该‘化为人’。批评之流为‘以鸣鞭为职业’，就更是如此。”（《十思》）“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语出《庄子?天运第十四》，乃孔子求教社会人生的道理于老子之后的感悟。意思是要想教化天下，自己首先要明白自然万物变化的道理。综合《十思》的前后文，化为人与化人讲的是评论者如何处理与电影及他人的关系问题，即评论的态度问题。
“名词让位于帽子，思想让位于任务，学术让位于铁窗。”（《十思》）所谓影评，就是把电影当作电影来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当成政治对待，或带着先入的偏见把电影当成劈柴来随便侃（砍）。“中国电影应该多风格、多流派，不反对探索。”（《十思》）看待不同风格、流派的电影应该公允，不能厚此薄彼。这些是评论电影应该具备的起码态度。但这些态度不再被失范的影评所遵守，尤其是急就章似的新手作品。它们有的把电影当成儿童游戏，如新浪娱乐的一道网评认为：“拍电影不难，拍得奖的电影也不难，难得是拍好看的电影。”如果这位网评人看过几本电影人的传记，知道拍电影具体是怎么回事，他就不会信口编造“拍电影不难”之类的网络语言。
有的把电影当作想怎么捏就怎么涅的泥人，如《新京报》的一篇影评：“更何况，从生活经验的角度出发，父亲要了解儿子、改善和儿子的关系，定要有一个千里迢迢、兴师动众的行为吗？在儿子病危的情况下，去千里之外的异邦了解儿子的精神世界，恐怕并非小人物所能做得出来的，这得需要怎样超脱和高蹈的情怀和意志？
所以，真正合乎小人物情感逻辑的故事才可能提供体现朴素真实风格的底版。《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本身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导演越是要通过那些事象来达到情感的朴素真诚，就越是虚弱无力，欲速不达，虚火过旺。”这一评论的发问和结论都不靠谱。首先，把电影艺术等同于生活经验，以生活经验求证艺术真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其次，生活中不是没有千里寻亲的事例，对此有疑问，说明论者生活经验有限，而以有限的生活经验拷问无限的艺术世界，难免捉襟见肘；其三、朴素并非小人物的专利品，大人物也可能有朴素的生活作风和情感品质。
如此，以似是而非的反问为逻辑基点，以因果关系的连词连接不具因果关系的问题和结论，臆造影片虚火过旺的基本判断，就离事实有远了点。有的以一种喜好弹压另一种喜好，如猫扑电影频道《朴质开端 <神女>历史和中国母亲的遭遇》：“作为艺术美的电影，不是加法，而是减法。美不可能来自于那些快速闪动的镜头，也不是来自于近乎疯狂的多角度拍摄。不是数码叠加或者手持跟拍，而是一些更为纯朴的方式。”
抹杀华丽典雅、活泼灵动、纯净悠远、热情时尚等风格，把电影美学归于纯朴一路，显然严重脱离电影的本相，只能说明论者对纯朴美的过度偏爱。再如影评集《名家看电影：1949——2005》中一篇文章：“作为一批用母语写民族历史，展现当下国情的电影作者，无法实现与本土观众的交流，纵使海外声名显赫，亦无异于郢书燕说。”这里首先存在用词不当的毛病，郢书燕说语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
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后因用“郢书燕说”比喻穿凿附会。电影为流通世界的视觉语言，新生代作品在国外获奖即使有接受美学上的误读，也不至于张冠李戴；本土电影在海外得到认可，其积极意义不言自明。以一己的好恶否定公认的价值来为自己的立论找依据，终究难以让人信服。
“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他对柴伐梯尼和德?桑蒂斯导演的《罗马十一点》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他的《红色娘子军》比《鸡毛信》在电影表现力上有极大的丰富。”（《十思》）对创作人员的尊重是影评的道德起点，尊重所及，不仅作品，还有作品背后的劳动，以促进后来的创作，这是《十思》作者人格魅力的光点之一。
失范的影评，有的站在一边，以看名人着急为乐。
如《中国青年报》一篇评《夜宴》的文章：“能理解冯导的不满，经历《无极》那茬子事之后，中国的大导演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重复《无极》被恶搞的命运，是冯导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了，然而，尽管媒体在报导时尽力做到了客观的描述，但隐隐透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让冯导开始紧张了。”从“冯导开始紧张了”这几个字中，我们似乎听到了评论者夹杂着自以为然的得意和幸灾乐祸的笑声。
有的不管自己是否具备称职的学生的水平，一甩臀就坐在了师爷位置，以为只要有了这个位置，就有了洞察一切的法力和君临天下的话语权，可以用教训而不是商量或中立的口吻发话。这样的影评，少有不露怯的。如《京华时报》一篇评高仓健饰演的父亲形象的文章：“没有发自内心的忏悔，没有发自内心的痛楚，没有穿透灵魂的关怀，高仓健就这样浮光掠影到丽江走了一遭，流下了一个父亲一脸廉价的泪，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刻意虚化，熟练营造出一个和谐的乌有之地。在文艺片的口号背后，在商业片的策略背后，是一张对利益最大化有着明察秋毫的盘算的面孔。”
在《千里走单骑》中，高仓建以本色表演把一个对儿子怀着愧疚、身处言语不同的异域的父亲形象塑造得颇为深刻，表现了现代人对亲情危机和重建的深切关注。上文的尖酸评论脱离演员的创作风格，无视人物情感的内敛品质，以自己对利润的关切之心揣度文本之外的商业价值，亵渎创作者对艺术的真诚，对创作者很是不公。《齐鲁晚报》一篇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文章写道：“作为导演，徐静蕾太年轻了。也许导演这个职业本身就是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人才能担当的重任，只有那样才能对不同的人物细致的刻画，才能对生活的各个层面立体地展现。”不知该文作者年岁几何，从语气中可以读出，她是以徐静蕾的老师自居了。然而这个老师肯定不如徐静蕾。因为徐静蕾不至于不知道年轻人能够拍好电影这个定理。
“谢晋作为谢晋固值得珍视；而促使谢晋臻于完善，所言或有所不当也同样值得珍视。”“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之处，除了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和文艺的责任感，不应以锋芒毕露和某些不当而忽视它合理的内核。不可以导演之著名而论者尚不著名而有所轻重。”（《十思》）影评的重要性创作者要看到，写影评的人也应该看到。事实上，《十思》是在看完了发表于1986年七八月《文汇报》里《影视与戏剧》栏目的4期12篇文章之后，在深入研究谢晋、认真辨析这些评论之后，才写出来的。所以，《十思》既是对谢晋电影的评论，也是对谢晋电影评论的评论。
如此，它才成了关于谢晋电影讨论的总结篇。失范的影评则要么不参考别人对同一对象的评论，把影评当作纯粹玩味内心的私语，要么与别人的论点针锋相对，以显示特立独行的性格和文风。新浪娱乐的一篇影评说：“张艺谋从不让人失望，每部新片都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刚刚用令人瞠目结舌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创下中国电影市场的最高纪录，接着又拍出了这部沉稳、简洁的《千里走单骑》，我心里只有两个字：‘绝了’”。张艺谋在《摇啊摇，要到外婆桥》中败走麦城，在《英雄》和《十面埋伏》中收获多吨口水。论者起码知道后一事实，但他否认历史，故意与别人的影评唱反调，说他每部片都有惊喜。
接着，赞扬《千里走单骑》的简单美学：“初看上去，《千里走单骑》是一部简单之极的影片，故事简单：父亲为完成儿子的心愿上演了一出《千里走单骑》；人物简单：从始至终主角只有一人，七十多岁的高仓健；情节简单：一条主线通到底，严格按线性时间发展，没有冲突，没有戏剧性矛盾，没有GC，就在这种简单到极致的情况下，张艺谋拍出了一部催人泪下的影片。”
此片催人泪下不假，但“千里走单骑”不斩六将也要过五关，而不是如上文说的三个简单。实际上，张艺谋的电影没有简单过，即便一块司空见惯的烂木头，他也要栽上一株张氏的青草，让木头显出颜色与生机。论者可能意识到仅凭别人没说过的观点，以评论语言的简单代替影片审美感受的不简单不足以说服读者，所以又拉来别的类型作对比：“现在电影界有一种追求好莱坞风格的潮流，追求大制作，豪华的明星阵容，追求电脑特技的大场面，觉得那样才有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这一对比的否定，把前面提到的《英雄》和《十面埋伏》也套进来了，结果只能越想出奇制胜越（自相）矛盾，读者越不信。
“谢晋影片的‘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恰恰是他的功绩。”“主流必须能在观众中站稳脚跟，电影不能没有观众。”（《十思》）与电影要有观众相同，影评要有读者。钟惦棐的影评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许多文章今天读上去还给人启迪、愉悦，就是因为他的文章一贯保持着对读者的真诚，实事求是，不敷衍、误导、欺骗读者，勇敢地为电影、为观众敲一辈子锣鼓。
失范的评论正如一句后现代话语所言：“出来混的，还带什么心哪？”这些影评有的摸不到论者的心跳，因为他们要么用技术主义的手法，要么把人文关怀圈定在文本范围内，与被分析的角色交流共享，但不扩散到读者身上；有的倒是从题目就能感觉到作者要把全个心端给读者，但读完文章看罢电影之后读者大呼上当，原来那颗心是狗肉上的羊头。如此一来，影评自然受到读者怀疑：“每逢大片上映，我们都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相信影评人？或者说，要不要相信御用影评人？《墨攻》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让我们又一次面对这种状况，同一档期，同为古装片，难免有所比较。
国内的知名影评人，对《墨攻》都没好声气，偶有赞美也有保留，而对《满城尽带黄金甲》，却是一边倒的叫好声，称《黄金甲》‘叹为观止’、是老谋子的‘巅峰之作’，甚至有影评人给影片打出了12分。尤其在《黄金甲》的上映日期提前到12月14日后，制片方的宣传攻势也进一步加大，影评人们的赞美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要不要相信他们？因为，我们也分明记得，《英雄》、《十面埋伏》上映之前，这类的美誉并不少见，‘起立鼓掌达20分钟’之类的报道更是真假难辨。”④读者是影评的评委，评委都抱怨了，再不洗耳恭听，影评事业的前景恐怕不妙。
自己活与别人活：评论目的的失范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谢晋时代结束了’，谢晋活起来就很困难。‘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谢晋并未自诩为‘谢晋时代’，否则他主持‘金鸡奖’评奖时，不会对年轻创作者满腔热情。”（《十思》）以往谈影评的功用，往往限制在电影和观众两个客观的方面，《十思》开拓出影评自身这个主观方面，可以说是个创见。没有电影，何来影评？大家一起更好地活，实现共赢，才是影评真正的目的。
“谢晋电影虽在努力更新自己的社会意识和电影观，但人在一生中出几身冷汗，很有必要，证明毛细血管尚畅，有药可医。”（《十思》）从这句话知道，影评的作用有如良药，让病人发汗治病。此文之后，谢晋拍了《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等片，探索的步伐没停，对恶的不抵抗主义不见了踪影，林则徐也不再对道光皇帝舞蹈再拜，而是与琦善悻悻惜悻悻。现下的坏影评，像庸医手中的死亡通知书，动辄下给病人，想以对名人的判决来提高自己的点击率。“我难以想像的是，一个知道如何叙事是普通观众可以接受的导演，他为什么会拍出《英雄》、《十面埋伏》和《无极》来？
我们首先不谈什么突破自我、艺术境界，只需要它是一部在正常逻辑中运行的电影，即使是无厘头也是有逻辑的，只不过故意和正常思维搞怪而已，但《英雄》和《无极》你连如何去概括它都很难，貌似史诗，实际是笑话一则，而且还不是故意的，是费尽心机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才整成了今天这样。”《新京报》的这篇文章潜台词是《英雄》、《无极》的这些曾经会拍电影的导演现在连无厘头都不会弄了，尽了全力却闹出笑话，他们江郎才尽了，艺术生命到此为止了。电影史上确实不乏拍了一二部优秀影片就走下坡路的导演，但更多的是制作了一二部烂片之后拍出经典的例子。当年有人宣布“谢晋时代应该结束”，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现在张陈二位仍然片约不断，死亡通知书不会生效，空头预言家究竟不如良医可爱。
“纵观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有打倒的，有打而不倒的，更有不打自倒贻害当今及后代的。其分水岭是用历史的眼光看他对社会进步是否有益。”（《十思》）这一点可以看作上一条的补充。假如真有与社会进步作对头的影片，影评还是应该行打倒之责，以尽对恶的抵抗的义务。从实际情况看，近些年发行的影片没有需要打倒的。但影评界形成了一股不良风气，谁的名声最响，动作最大，就一窝蜂地掷匕首扔投枪。从世纪末唾弃《荆轲刺秦王》开始，到围堵《英雄》声势大振，一直征剿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像国产大片死去，影评就有面子一样。
而剿灭的结果是，到2007年初以前，影评越要打倒它们，它们的声势越壮，观众越伙，票房越高，活得越好，而影评自身则活得越狼狈。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影片本不在打倒之列，影评却逆电影潮流而动。从具体评论看，那些叫得越响骂得越毒的影评，其理由往往越不着边际。如猫扑电影频道一篇挑《满城尽带黄金甲》“十大硬伤”的文章：“这是最拙劣的电影表现方式，是白痴导演敷衍白痴观众的惯用伎俩。……导演的想象力也真可怜得紧，想让原配与发哥相见，竟用这样不切实际的桥段安排，其拙劣可见一斑了！……我承认，张艺谋是一个电影大师。可是这个电影大师已经自杀了，毁得五仰八叉、毁得干干净净、毁得面目全非。”假如时光倒退四十年，这样的影评肯定是首先起用帽子、皮条和铁窗的。但在社会正常的年代，把影评写成大字报，谁还会对它感兴趣呢？
需要说明的是，失范的影评虽然只有少数，但却让整个影评队伍蒙羞；虽然上述所引的歪嘴影评的作者大多名不见经传，可也不乏成名人士；虽然影评的失范不单单由影评人造成，但业内的人怎么说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多读几遍《十思》，多仿效钟惦棐先生的为人为文作风，多对影评之恶做些抵抗，显得十分必要。
